初夏时分，追寻着周总理的足迹，我们来到北京，走访了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马列老人。马老今年85岁，满头银发，精神矍铄，1950年~1965年，曾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任外事秘书。当我们问起周总理在抗美援朝日子里的故事时，马老如叙家常般地娓娓道来：“那个时候，作战指挥、后勤供应、停战谈判等等方面的难题，一下子都摆在了总理的面前，要求他在中央领导下具体负责处理。既要操劳着国内的大事，又要牵挂着前线的战事，总理费尽了心血。”在总理身边工作长达15年之久的马列老人，至今提起那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感慨万分。他清楚地记得，由于劳累过度，1951的夏天，总理一度患病不能工作。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总理去大连修养了一个多月，这在总理的一生中是极少有的。然而七月初，又因朝鲜停战谈判即将开始，总理又提前赶回北京，继续工作。
听着老人的讲述，我们打开尘封五十多年的历史，再一次体味总理在那场捍卫尊严的战争中，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的脚步迈入20世纪50年代，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来不及医治创伤，沐浴和平的阳光，战争的阴云便又一次逼近了中国的疆域。1950年6月，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拉开了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序幕，与此同时，美国的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公然侵略中国的领土。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一再提出的严正警告，悍然将军队大举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图们江推进，熊熊战火燃烧到中国边境。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战争挑衅，渴望和平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战略抉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晚上，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毛泽东的主要军事助手
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军事斗争问题自然提到首先的、最迫切的地位上来。此时，周恩来不仅担任着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且还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是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
周恩来像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样，与毛泽东一起酝酿、决策各种重大的行动计划，组织指挥抗美援朝这场重大的战争。而许多重大决策的实施，又是在周恩来负责下进行的。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常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掌握动向，以便具体指导前线部队军事行动的实施。每天晚上，周恩来都要看前方的战况和标有敌我态势的地图。他对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情况，特别是志愿军方面包括团一级单位的状况，了如指掌。对哪个部队正在哪些村庄、哪个山头，都很清楚。志愿军司令部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在第一线处理的就是周恩来，大事小事他都要过问。重大的问题，他再请示中央。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周恩来深知美军的优势在于具有现代化装备、陆军地面火力猛、海空军强大，劣势在于作战不做工事、怕打夜战、怕拼刺刀、怕断后路；而志愿军方面：士气高昂，作战灵活，英勇善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且离后方近，补给线短，但最大的困难在于没有制空权、制海权，作战持续能力很有限。
这场硬仗该怎么打？志愿军参战以后，战场情况表明，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敌军方面的作战意图是：在占住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一方面不容志愿军在前线作较长的休整。如何解决休整补充问题，成了志愿军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战略问题。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及时确定了“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轮番作战，使得我方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和持久性，还可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军委给志愿军和各大军区的电报，具体制定了轮番作战计划，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
随后，周恩来继续从战争长期化这个估计出发，判断敌军将推进到三八线南北，双方有可能进行拉锯战。后来，战线基本上稳定下来，朝鲜战场上果然出现了预料中的那种拉锯战局面。双方的对峙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战争停止。而随着战事的发展，中朝军队在三八线附近原已构筑的野战坚固工事，也逐渐发展成为稳固的坑道工事。在横贯朝鲜的二百五十公里战线上，建成一道坚如铜墙铁壁的纵深防御阵地，并且一步步巩固下来。地面防御战进一步发展成为地下固守防御的阵地战。
从运动战到持久的防御战，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是朝鲜战场上作战方针的重大转变，也是符合战场上双方力量对比实际情况的正确方针。周恩来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直到1952年7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才改由彭德怀主持。
组织指挥后勤保障工作
几十万大军在前线，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物、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主要得靠后方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周恩来亲自组织指挥着后勤保障工作。这件事，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周恩来即对志愿军出国后的供应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制定了“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
一个士兵需要多少吃的和用的，连这样细致的问题，周恩来都计算得十分精确。志愿军刚出国时，冬衣补充不足。朝鲜严冬时的气温下降到零下四十度。周恩来十分焦急，每天两次电话，催问冬服的生产和调运情况。根据作战部队反映，我军服装不适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当即建议：将大盖帽改为解放帽，将棉衣轧上绗线。志愿军携带的干粮不够，朝鲜的粮产区在战争中又遭到了严重破坏。周恩来又以政务院的名义布置有关省市发动群众，家家户户炒炒面。作战时，战士随身背一条炒面袋，吃一口炒面，再吃几口雪，就可以充饥了。周恩来到北京的机关去视察，同机关干部一起炒炒面，给了前线将士极大鼓舞。
在后勤保障方面，尤为困难的是：如何保证大量物资能够及时、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朝鲜战场上的空军优势完全在美国，不少运往朝鲜的军用物资，常在途中就被整车炸毁。为了保障作战物资源源供给，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组织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他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东北铁路管理局等各方面的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常常是白天刚被炸毁，当晚立即修复。他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设立“防空哨”，还下令从地方抽调大批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人补充志愿军。后来，随着人民空军的逐步壮大，又加强了空军的掩护。在周恩来的日夜操劳下，尽管环境异常险恶，这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始终奇迹般地保持着畅通，有力地支持并保障了前方军事胜利。
聂荣臻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讲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有这样几句话：“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做出了宝贵贡献。”彭德怀也曾多次发出这样的感慨：“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应归功于后勤。”
指导停战谈判
自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对谈判工作的指导，既坚决果断，又细致周到，表现出高超的谈判艺术。
随着边打边谈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同时担负起双重的任务。那时，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这些问题，一般由他直接处理；重大的，由他提出意见，再向中央请示决定。谈判代表团有一条专用电话线，直接通到周恩来办公室，随时可以通话。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有时，电话线路不好，周恩来常常是“扯破了嗓子”把指令传到前方的，往往一个电话打下来，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背。
朝鲜的停战谈判历时两年之久，边谈边打，谈谈停停，经过艰苦的较量之后，最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1953年7月27日，美国侵略者在战场上、谈判桌上均遭到失败后，不得不在板门店同朝中方面正式签订军事停战协定。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我国的安全，对国际局势、特别是远东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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