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记者驱车来到素有“燕山明珠”之称的密云水库。它位于北京东北密云县境内，坐落于燕岭群峰之中，横截潮、白两河，是首都最重要的水源。来到水库，迎面就是巍峨的大坝。登临坝顶，顿时豁然开朗，烟波浩淼、天水茫茫的湖面，渔船点点，一眼望不到尽头。密云水库旁的各式建筑，隐现在青山绿水之中，恰似仙宫琼阁。沿环湖公路绕行，整个密云水库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密云水库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修建而成的，他曾经六次到密云水库工地上解决具体问题。密云水库的每一滴清水仿佛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潮白河两岸的沙砾石滩上处处都留下了周总理的脚印。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26年之久，为民辛苦为国忙。他一直把治水作为建设国家基本的和先行的工作，排在工作日程的重要地位上。新中国的许多江河治理和重大水利建设决策都是在周恩来具体负责下制定出来的，他在水利建设的决策和实践活动中，给人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许多江河和水利工程不仅有周恩来筹划的心血，而且留下了周恩来亲临现场的足迹和参加劳动的汗水。周恩来为治水呕心沥血，不辞劳苦，可以说是造福子孙，功在禹上。
治水为先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总理接见了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总理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他掷地有声地说：“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受尽了水旱灾害的折磨，水利做的是开路的工作。水利工作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总理对水利工作者的期望，使大家看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在草创国家的蓝图中，治水将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作《建设与团结》的讲话。他语重心长地指出，配合土改，“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 “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在治水为先的思想指导下，周恩来亲自过问和参与治水工作，优先解决治水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他急淮河大水，开治淮会议，发治淮决定，建治淮机构，调治淮所需，订治淮规划，保证了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的胜利完成。随后，他又领导制定了兴修荆江分洪工程、兴修官厅水库、兴修引黄济卫工程的战略决策。初步解决了淮河、长江、永定河上的燃眉之急。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领导研究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坝址、三门峡设计方案的修改和施工方案、密云水库坝址和设计方案等重大水利建设的决策。上世纪60年代，他领导制定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决策。上世纪70年代，他为葛洲坝工程的修建及其领导机构、设计方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保证了长江第一坝的胜利建成…
蓄泄兼筹
中国治水自古就有蓄泄之争。相传鲧用堵塞的办法治理洪水，搅乱了五行，受到了惩罚；鲧的儿子禹改用疏导的办法，将水送入大海，获得了成功。
在淮安的童年生活，使周恩来亲受了淮河的苦难。建国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亲自过问治理的第一条河流就是淮河。而在周恩来主持的治淮会议上，也发生了蓄泄之争。周恩来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的治水原则。
那时，淮河流经的几个省在治水问题上有排水和蓄水之争。如果各地都只顾自身的局部利益，各自为政，根治淮河是不可能的，各地的局部利益最终也无法得到保障。周恩来总结历史经验，根据淮河的实际情况，统筹全局，明确提出：治淮的“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库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总之，要统筹兼顾”。1950年10月，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发布，阐明了治淮的方针、步骤、机构、豫皖苏三省的配合、工程经费、以工代赈等问题，确定了淮北大堤、运河堤防、三河活动坝和入海水道等大型骨干工程。很快地，大规模的治淮工作开展了起来。到1957年冬天，治淮在防洪、除涝、灌溉、发电、航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新中国治淮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在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治淮工作一度陷入混乱。对于“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做法，周恩来坚决地站出来拨乱反正。1962年，周总理在有关会议上重申了蓄泄兼筹的治淮原则，形象而深刻地指出：“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接着，他把违反科学的“满天星”、“葡萄串”等等水利措施，都作了科学的澄清。在周总理的主持下，经过大量的艰苦工作，才逐步纠正了前一段时间的瞎指挥，使治淮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蓄泄兼筹是针对治淮提出的，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河流的治理。1972年11月，周恩来针对治理海河工程提出要鲧禹结合，光鲧不对，光当禹也不行。周恩来还认为，蓄泄兼筹要因地制宜。1960年5月，周恩来视察贵州。针对贵州省的地理条件，周恩来主张以蓄水为主。
综合利用
治水要协调不同部门、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既要注意综合的经济效益，也要注意整体的社会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要有主有从，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此，周恩来的思想是综合利用。
早在1950年确定治淮原则时，周恩来就精辟地指出，治淮既要重视泄洪入海，也要有利于灌溉农田，还要注意配合发电，配合航运。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治淮要协调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之间的关系，要发挥治淮系统工程的作用。对于治黄，周恩来既注意利用含泥沙的黄河水灌溉土地以解决干旱和提高土地肥力，也注意预防泥沙淤积引起洪灾问题。周恩来认为，治黄也有灌溉、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的问题，但防洪应放在第一位，不能跟前三者等量齐观。对于长江、汉水的治理，周恩来多次指出要把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流与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联系起来考虑，力争做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
治水既要处理好一利与多利的关系，综合利用；也要处理好利与害的关系，把除害和兴利结合起来。周恩来认为，除害兴利需要全面比较、综合研究，以便做到趋利避害，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避免做出不能得益反受其害的蠢事。
博采众长
一个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很高。水利专家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理论水平和不同的视角出发，其看法和主张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周恩来的观点是百家争鸣，博采众长。对治水的不同意见，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面否定，而是“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黄河三门峡工程1957年开工后，泥沙淤积问题不断引起上游的疑虑，几种意见争论不下。一种意见，针对淤积，认为没有兴修三门峡水库的必要；另一种意见是把坝再提高一些；还有一种意见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只拦洪不发电，不灌溉。综合各方面意见，周恩来根据原计划设计蓄水位360米，改为大坝按360米高程设计，350米施工，初期蓄水位降为335米。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泥沙淤积情况比预计的要坏得多，且日益严重。围绕三门峡工程的治黄大论战更加激烈。1964年底，周恩来又一次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在会上，他说：“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这次，周恩来综合各种意见，批准了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方案，变原来的蓄水拦沙为滞洪排沙。改建后效果非常好。
1944年美国人萨凡奇提出过“三峡开发初步计划”。萨凡奇拟定的三峡坝址是在南津关河段上。但那里江面狭窄，且存在石灰岩溶洞问题。新中国的设计者拟定花岗岩地质的三斗坪做三峡坝址。1958年3月初，周恩来视察三峡时问我国的水利专家，萨凡奇做的三峡设计，你们有吗？并说，萨凡奇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他是一个科学家。如果要否定南津关坝区，要有根据。三峡大坝是世界性工程，有了根据也可以说服萨凡奇。1958年8月底，北戴河长江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指出，萨凡奇只搞了一个南津关坝区，可是他提出了问题，是有功的。为了否定南津关坝区要多花一些力量。对世界高坝应做些研究，科学家要摆出问题，加以论证。对外国专家的意见，既不盲从，也不排斥，而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是周恩来治水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
( 淮安生活网重组图片及文字，转载请注明出处 )
(新闻录入：Vip.zhangyan 责任编辑：Vip.zhangyan )
|
